转贴：谁掩盖了ＷＴＯ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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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November 08, 19101 at 19: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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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中国报道周刊
杂志
期刊
新闻及报刊摘要
杂志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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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本
出版
日期
2001年11月8日
星期四
◎ 本期目录
1.大胆的政治承诺
2.贫富悬殊的背后
3.从厕所看文明
4.内幕：美方咄咄逼人 中国《读者文摘》被迫易名
5.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
6.史海钩沉:德国军售与中国抗战
7.谁掩盖了ＷＴＯ的真相
8.世上没有正义的战争
9.论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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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及报刊摘要
大胆的政治承诺
经过为期一年的酝酿，东盟与中国“十加一”峰会昨天正式同意，双方将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开展更密切的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对东亚地区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计划，一旦付诸实施，其影响将极为深远。
在东盟和中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总理朱镕基去年在新加坡提出的。当时，东盟国家普遍担心中国入世之后可能会带来的挑战和竞争压力，而朱镕基提出这一建议的初衷就是要消除这种疑虑，只不过当初似乎没有引起各国的足够重视。
然而，在过去一年里，世界经济形势日趋恶化，特别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作为东南亚经济火车头的美国更是欲振乏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继续一枝独秀。在这种形势下，本区域国家对中国入世的看法变得更加全面和长远。在看到来自中国的挑战的同时，也看到了合作和发展的机遇。各国后来积极讨论并且最终接受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与这种大环境密切相关。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拥有20亿人口和极为辽阔的土地，无论规模还是潜力，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已经注意到，建立自由贸易区所必不可少的具体计划正在形成当中，其中包括从新加坡至中国昆明的铁路建设项目已经初步敲定。既然目标业已确立，各项工作就必须投诸实施。
东盟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本区域国家为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而作出的重大努力。在不能继续单独依赖美国经济的情况下，东盟把目光收回到自己的身边，无需舍近求远，而是在区域内部寻找自救图存的空间，这是一个适时和正确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变得不可抗拒的今天，东盟能否健康地生存和持续成长，决定于能否对外界的各种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能否对自己的发展方向作出正确的调整。很显然，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决定说明，在中国经济正日益深入地卷入全球化浪潮之际，东盟不是以自成一统的逃避心态，孤立于这一进程之外，而是正视这一进程所带来的挑战，把握伴随而来的机遇。我们相信，在本区域经济陷入迷茫之际，这一计划有助于重振信心，更有助于辩明方向。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贸易的集团化是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成功之路。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东亚地区虽然情况不同，甚至存在着很多特殊的障碍，但建立自由贸易区并非是不可能的任务。东盟和中国在仅仅一年的时间内就对自由贸易区计划达成了共识，这说明东亚地区不仅有这个愿望，而且也有实现这个愿望的基础。
然而，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决定，其意义绝不只限于经济本身。从长远来看，它是各国对本区域和平与发展事业所作出的政治承诺。欧盟的发展历程早就说明，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密切合作，不仅能够互惠互利，而且还能预防和减少相互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多人认为，东亚各国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发展水平上差异太大，因此很难建立真正的自由贸易机制。其实，只要各国着眼于共同的利益，种种差异都能克服。
回顾东盟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大概谁都未曾预料到两者之间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合作局面。这是东亚地区所取得的一个巨大进步。我们期待着十年之后，当自由贸易区真正建立之时，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将再次出现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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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悬殊的背后
其实这个问题是有感于今天看到《南方周末》的一篇评论所想到的。为什么老百姓要问已经富起来的一批人的钱从何来，用在何处？
因为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由于改革初期有关制度的不完善，社会财富固然是有了极大的增长，但在这过程中，有多少富人是真正靠自己的本事，从来不曾使用过灰色乃至黑色的手段去谋取不当乃对非法的利益呢？这个答案是老百姓所关心的。因为这关系到两个问题：
首先，如果说只要现在已经富起来的人将钱用回社会，去帮助更多的人富起来，我们就可以不用追究他们的财富来源是否合法，这样岂不是说“只要有钱，就可以不用坐牢？”那我们的法律的尊严何在？目的或用途的高尚，不代表就可以采取不正当乃至非法的手段去谋取利益。这正如一个恶贯满盈的人，所有的人都仍憎恨他，而有一天，有个人忍不住杀死了这个恶贯满盈的人，这在法律上是仍然是犯罪，并不因其之行动而得以豁免。
其次，一个富裕起来的人，会不会主动去帮助他人致富呢？起码在目前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趋势。我们看到的是，在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名义下，大企业不断呑吃小企业，用价格战等手段将小企业逼往死路，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某些人手上，这绝非是共同致富。十几年前，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别人富裕，最终达致共同富裕。如果一个先富起来的人不回馈社会，不帮助更多的人富起来，这首先是其违背了对社会的承诺和义务；如果因为要谋取更多的利益而采取手段，以公平竞争的名义将更多的人拒诸财富的门外，这更是极端错误的。
一个良性的社会，贫富的差距不应太大。因为贫富悬殊所带来的不会是安全感。诚如该文所言，贫富悬殊的背后，是穷人没有安全感，富人也没有安全感。（文/吴泫 摘自人民网）
附：《北京是怎样创造富翁的》
和朋友吃饭，冷不丁提起一个话题：北京富翁户均资产达236万。朋友不信，于是我拿了新闻周刊给他瞧，他一边看一边喷着冷气，嘟哝着荒唐，最后却仿佛是信了。我的这位朋友是一个白领，年轻有为，这样的数字给他震撼之余，也激发了他的干劲，所以他握着拳，狠狠地喊着：“加油啊。”
我祝福他得偿所愿，却又感到一丝悲凉，我不经意地问他：“记得我们以前说过，如果发达了，会去农村资助一所小学，办一个基金。”他笑了笑，有点无奈地答道：“等有了钱再说吧。”
我无意去提醒他一所小学和一个基金不过是他目前一个月的工资，正如我也极力回避着自己的道德水准。直上青云的云梯并不太多，挤撞冲顶推的竞争下，如何又能强求他频频下顾呢？
然而，更为无奈的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富翁们又有多少是自己冒着臭汗和拳脚爬上去的呢？在北京，有多少人是依靠自己劳动和资金的积累一步步发达的呢？我们唯一可以大胆猜测的是，北京高干多，大官多，于是他们的有钱亲戚就多，和他们关联的企业项目资产运作也就更多。有一份政府官方的调查资料“中国人的富裕轨迹”中对致富作出了几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解释。
解释一：在80年代末期利用国家经济的双轨制，倒卖钢材木材等工业资料赚取高额原始利润。
解释二：在90年代初金融市场化的过程中，赚取了高额利润的首先是上市公司成员极其相关行业如券商，律师和会计等，主要原因在于其容易取得企业的原始股份。其次为上市资格的审批者。再其次才是股市上的风云人物，如杨百万等。
解释三：“拥有资源者在权力寻租过程中形成了富裕。极而言之，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腐败”。
看了这样的解释，我们隐约能感到北京人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首富了，与此相呼应的是，在政府性的中国富裕家庭调查中，北京的入户调查拒绝率位居全国首位。或许我们可以把问题看得更具体一些。从官方统计数据中不难看出，北京富人的资产构成中房产比例占六成以上，这固然是北京房价居高不下所致，但耐人寻味的是，这其中有多少是市场行为的消费呢？连“新闻周刊”中那位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的作者也只估计为“购买的房产不足10%”。而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北京所谓的“经济适用房”政策，限价4000元人民币，并限定中低收入者购买。然而实际情况是，购买者是变换了身份的富人阶层，这一政策没有给中低收入家庭带来任何市场机遇，只是使北京富人们又一次抓住了国家折价提供的致富机会。
比北京富户均资产236万更骇人的是一位经济学家的断言：十年后中国将出现2000万个百万富翁。我能够理解他充满乐观情绪的理由，因为他似乎看到了入关后中国中小企业的美好未来。然而我看到的现实却是，在中小企业的发展风暴背后，是无数国有和集体中小企业面临被出售和改制的尴尬，而在这风平浪静的私有化运动中，无数的厂长和直属行政领导们有了自己的厂房和股份，同时也拥有了百万，千万富翁的身份证。以中国的国有资产总额，如喷井般地创造百万富翁岂是什么难事？
两年前，我独身去四川云南旅游，在去中甸的路上车辆熄火修理，那时我看到路边山上不远处几个少数民族的小孩，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我旁边一位同路的自治州干部告诉我，他们是住在山里的贫困户，他经常下去发救济粮，进屋一看，一家人象是坐以待毙，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问他估计能有多少财产，他想了想说：大概就一百块吧。
20年改革了，难想再有10年，我们有了两千万个百万富翁，两百万个千万富翁时，那些山里的人会有怎样的改变。诚然，如果他们都甘于老老实实地坐以待毙，那个富翁辈出香车美人的黄金时代并非虚妄，甚至那些暴富们通过“助贫”和“教育基金”之类的洗钱行为还会披上道义的外衣。但中国会有这样的未来吗？哼！
（文/拔剑出京城 摘自北京青年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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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厕所看文明
文/焦国标
近日一文，说北京近郊某村新修一个厕所，门口放一木牌：“外地人禁用！”有人指责说，这有损于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有人说，这是变相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倒是联想起中餐馆与快餐店的不同来。
中国城市厕所难找，这是老大难题了。可是近年随着西洋快餐在城市的普及，找厕所的难度大大减低了。为什么？麦当劳、肯德基之类，每个快餐店都必配备有明亮的厕所，而
每个快餐店的厕所都对所有人义务开放，无论你吃不吃他们的快餐。所以，每当你在城市大街上内急找不到厕所的时候，只要踅摸肯德基大叔的尊像或麦当劳的“M”就行了。
不仅如此，我还发现，夏天酷暑难熬，洋快餐店还可以供学生读书之用。即便是在生意的高峰时刻，店方也仅仅是提醒你，请考虑他们的生意，而决不会赶读书人出去。
反观我们的中餐馆，一是未必一定配有厕所，再者如果你不吃它的饭，看哪家中餐馆能允许你使用它的厕所？莫说是生意的高峰时刻，就是最清淡的空档时间，看看哪一个中餐馆允许你在那里乘凉读书？
所以我说，北京近郊某村的行为，不是孤立行为，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具体事件可能很特别，但是内在深层次的精神底蕴却是一致的。这精神底蕴是什么？是农业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不同的精神内核。农业文明有温情脉脉的一面，也有无情的一面，有时可能温情脉脉，有时很可能就不把人当人，谁内急就让谁急去。现代城市文明则不然，它固然有像机器一样冰冷的一面，可是在普遍的人性层面却常常是更有人情味儿。大小便在农业文明里某种程度上还有污秽、禁忌的色彩，餐馆里的厕所怎么可以让外人随便用，太不吉利。在现代文明里，便溺获得了与人类其他本能行为比如吃喝同等的尊重，因而快餐店里的厕所一如快餐店里的快餐和饮料，完全对外开放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产生在农业文明时代的道德理想，可是在农业社会里，更常见的是“己越不欲，越施于人”。只有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道德理想才伴随着人类理性的张扬而渐渐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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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美方咄咄逼人 中国《读者文摘》被迫易名
《读者文摘》输掉的是什么？
《读者文摘》发展史上影响最大、至关重要的一件事，终于发生了。
美国《读者文摘》方面似乎一直在寻找各种与中方《读者文摘》交手的理由。从1986年至1990年期间，他们以《读者文摘》曾经大量转载过他们的文章为由，要求中方停止转载 美方《读者文摘》上的文章，并赔偿以前侵权的损失。
中国的《读者文摘》此前确实选载或直译过美国《读者文摘》上的部分文章。这是当时的国情所致。为此，中方以种种理由为借口，婉言回绝了对方的要求。此后，中国的《读者文摘》开始不登对方的文章；同时对一些译文开始署名，并在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后再进行登载。
美方在提出版权问题的同时，又开始对中国《读者文摘》商标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他们多次致函国家商标局及中国的《读者文摘》，认为中国的《读者文摘》商标不合法，必须停刊，并将所有的订户名单交给“美国读者文摘协会”，如不停刊和交出订户名单，他们将提出巨额赔款要求。
美方咄咄逼人的气势，使中方感到巨大的压力。
1989年9月，为了避开纠纷，又不引起更名带来的震动。甘肃人民出版社以《读者文摘月刊》注册，用增加“月刊”两字以区别美国《读者文摘》。“美国读者文摘协会”三个月内没有对此事作出反应，“读者文摘月刊”正式成为注册商标。
这是中国《读者文摘》的第一次改名。由于刊名只在封面上悄悄地增加了“月刊”两个字，许多读者并未察觉。
此事至此，似已经告一段落。既然刊名已获得注册，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反对，应当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但事情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中国商标法》第五章第二十七条还规定：对已注册的商标有争议的，可以自此商标核准之日起一年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裁定。“美国读者文摘协会”没有放弃继续追究此事。他们委托麦坚拿律师行，于1990年6月20日，也就是《读者文摘月刊》注册9个月之后，给《读者文摘月刊》发来文传。
7月12日，《读者文摘月刊》杂志社将《商标注册证》副本连同回信一起答复麦坚拿律师行，并请他们转告美国读者文摘协会：中方的《读者文摘月刊》已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编号为361532，有效期从1989年9月20日起到1999年9月19日止。
1990年8月24日——距离对中国《读者文摘月刊》商标提出争议的最后期限只有27天了，美国读者文摘协会致信中国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我们认为，商标局不应当核准361532的商标注册，因该商标与我们早已注册在先的‘读者文摘’商标是在相同商品上的相同商标，依中国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是应予以驳回的，虽然对方的商标中加有‘月刊’两字，但‘月刊’二字做为商品名称用在杂志上，虽作为特例允许，但应当属于非专用权的范围，‘月刊’两字不具备显著性。”
美国方面这次似乎要一次性地解决这个拖延多年的问题了。而真正引发这次事件爆发的只有一个原因，中方的《读者文摘》影响越来越大，如果听任其照此速度发展下去，那么即使今后中国开放报刊专营，对于美国方面的《读者文摘》来说，也是一个不妙的事情。
新的一轮交锋又开始了。看来，这次中方的《读者文摘》似乎已无路可退。
《读者文摘》商标值多少钱？
漫长的诉讼以及为此所耗去的精力，使郑元绪当时中国《读》主编思虑万千，他心里很清楚事情的严重性。当年他与王维新主编一起去京办理“读者文摘月刊”商标申请时，就觉得获准比较勉强，那里面也许包含了商标局里的热心读者对于杂志的偏爱。而这次当他起草答辩书时，更感到了答辩理由的软弱无力。
他明白，这一关过不去了。越是接近一个答案，他的心里就越是有种隐痛。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答案可能会出现为一个他们所不能接受的结果。他咨询了许多专家，这些专家明确地告诉他，按照目前的形势，中方《读者文摘》败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且结果极其可能是在国家商标局裁定侵权后，被迫改名。
杂志社为这场商标纠纷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正常的编辑工作已经受到影响。再这么耗下去，是否值得？两个刊名属于相近商标，一俟裁定撤消《读者文摘月刊》的商标注册，便立即处于侵权地位，将极为被动。
关键的问题是，即使仲裁结果是“读者文摘月刊”这一商标得以保留，又将如何呢？《读者文摘月刊》因此而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国内大刊，注定了没法走出国门。而这一切对于一本正在走向国际的大刊来说，将是一个短视的行为。更为不利的是，美国的《读者文摘》中文版早就在几乎全球有华人的国家与地区取得注册商标，海外书刊市场不可能容纳中方的《读者文摘月刊》，这对一份大刊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再换个角度去看，两个同样的刊名搅在一起，永远要解释，永远要说明，总不是一件自在的事。
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阴影和包袱干脆甩掉，而获得新生呢？
选择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战略的重新制定，因为你的选择关系到你的未来。
但这个决断太突然了，又太让人难以接受。对于《读者文摘月刊》这样一项事关未来的大事，他必须慎而又慎。
他与彭长城交换了意见，两人一拍即合。
他还找到了胡亚权。两人都明白，他们放弃的这个名字蕴含着当年的激情与创业的冲动。他们又忆起在那勾勾画画的几十个名字中间，是怎样一下子就挑中《读者文摘》的。
胡亚权显得较为平静，离开了刊物，他也许更加理智了一些。
“刊名要改了？”
“改了吧!”
“我想只保留‘读者’两个字，通俗大气，与原来的名字也有一种承接。”
“这名字不错。”老胡举手赞成。
接着，郑元绪又与王维新主编、张九超总编辑交流了自己的想法。张九超总编辑说：“改吧，这个学费迟早要交，早交比晚交好。”
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读者文摘月刊》编辑部的9名编辑坐在一起开会。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宣布《读者文摘月刊》杂志即将更名的决定，商量安排更名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开到晚上10点多，甘肃人民出版社张九超副总编辑宣布：主动放弃现有名称，1993年准备一年，1994年启用新刊名。
策划《读者》改名活动
《读者文摘》壮士断腕式的举动，得到了各级主管部门的同意与支持。改名似已成为必然。但这种必然对于一个已有12年历史、月发行量达到300多万份的国内大刊来说，却是一种不得不慎之又慎的行为。改名如果不慎，他们将会成为一个不光彩的中途退场的竞争者。因此，如何让这次退场成为一次新的“上场预演”，而又不影响杂志十几年来形成的形象，不让读者在这场改名风波中产生混乱的感觉，就成为改名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
决心一旦下定，许多东西开始浮泛出来。
《读者文摘》杂志所出现的问题是封闭的中国走向开放、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商标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存在于整个出版界。中国出版界习惯于按照国家出版管理条约运行，期刊有上级部门核发的刊号即可出版，很难想象还有个商标法与己休戚相关。在一个很长时期，图书、报纸、刊物等文化产品不是商品，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特殊商品而已。从1985年起，《读者文摘》其实就开始向有关部门咨询刊名注册之事，但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因为在中国相似的情况太多了，而如果你的杂志注册，那么就可能涉及到许多相同杂志的利益。据他们所知，中国同名刊物在当时就有十几家，如叫《社会科学》刊名的达四家之多。这些刊物因刊名闹得不可开交时，没有一家去商标局注册，依靠商标法维护自身权益，而寄希望于行政调解。据《新闻出版报》报道，安徽省前不久有一份《开放》杂志创刊，而上海早就有一份《开放月刊》了。中方《读者文摘》在创刊伊始就接到美方信件，但没有引起重视与警觉；在我国商标法颁布后，又没有抓住“注册在先”的权利导致被动，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改名选择。
郑元绪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出版界与外部世界在知识产权、特别是商标保护意识上，不在一个层次。在西方运行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惯例，在中国却很陌生，而中国在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条约》后，正在积极争取重返WTO。中国因为历史原因而造成的此类情况，将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开倒的趋势，一大批的牺牲者将换来一种新秩序的诞生。《读者文摘》改名只不过是这种秩序的开始。
开始就是一种典范。
在中国如此多的期刊面临着相同问题的时候，《读者文摘》的主动改名，还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效应：《读者文摘》在迈向国际化的路上，开始与国际接轨，这又是一个典范。
那时的中国正需要这样的一个例子。
精明的郑元绪开始运筹这次改名策划。但前期的宣传定位却对这次改名至关重要。
选择什么样的媒体来做这件事呢？
正在此时，意外发生了。一月下旬，国家商标局通过有关方面与郑元绪取得了联系，告诉他仲裁不能再拖下去了，希望我方主动改名，仲裁便自然撤消。郑元绪感到一种温暖，为了保护这本刊物，上上下下都在尽力。同时他又庆幸，甘肃方面在此之前，已更新了观念，作好了程序上的准备。更名已是水到渠成了。
但令人措手不及的是，商标局明确指出，更名绝不能拖到1994年，必须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新刊名要在七月号的杂志上正式刊发。距7月份发稿仅有四个多月，时间极为紧迫。此时，造势与宣传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
《读者文摘月刊》三四月号连续两期刊发征名启事。这则启事如同在静水里扔进了块巨石，立即在读者中引起极大震荡。书信像雪片般飞向编辑部，到4月底已超过10万封，邮局为此每天专门派一辆邮车来送信。编辑部的几部电话也成为读者热线，同时，第三、第四、第五期的发行持续上涨，第五期超过350万份。一本杂志因为改名，竟然刺激了发行，这种怪异的现象在期刊发行史上前所未有。
当然，许多读者听到改名的消息时的第一感受就是有些不相信，甚至有些呆了。他们不能接受这本与自己相伴了十几年的杂志忽然间改名。郑元绪与《读者文摘月刊》的编辑们第一次见识自己的读者，他们对一本杂志的热爱让编辑部的人手足无措，那种态度几乎有些“专横”，甚至到了“不讲理”的地步。
一位上海小姐在电话里哭诉：“《读者文摘》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终身的情人，她消失了，我只好去跳黄浦江……”
这是一种什么感情？接电话的彭长城说自己当时连跳黄河的心都快有了。
一位东北汉子给编辑部打来加急电报，上面赫然九个大字：“誓与《读者文摘》共存亡!”
每遇到这样感怀激烈的信件，对编辑部的人都是一种情感刺激。他们把来信来电贴到墙上，每天都可以看到……
《北京电机报》全体采编人员在来信中则说：“我们帮你们想了一个招儿，和美国那边商量商量，让他们改改名字，我们给他们取了个名儿叫做《百老汇》，挺好的……”
但理性的东西开始浮现出来，一位署名叫做华燕的读者从美国写来一封长信：“从杂志上得知贵刊要改名的消息，我很兴奋，因为有很长时间，我在想如何能让我们的《读者文摘》与美国的READER’SDIGEST区别开来，特别是当我有位很想学中文的外国朋友请我推荐一本可以代表中国风格的杂志，而我很费了一些力气才让他相信《读者文摘》与READER’SDIGEST并没有关系，它是值得一看的中文读物，甚至比READER’SDIGEST更好更富有情趣时，这种愿望就更强烈，如果能有一个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漂亮名字，在将来进入世界书刊市场时，她会更容易立稳脚跟并被肤色不同心灵相通的朋友所爱戴，就像中国读者一样与她成为亲密朋友。”
当读者们明白，更名是一件无法改变的事实时，他们更多地期待着能有一个更好的名字属于这本自己喜欢的杂志。有人建议叫做《共享》，有人说用《这世界》，还有《读者之家》、《谈天说地》、《综文大观》、《读友》，更有一些名字带有无奈的幽默，如《无聊时翻翻》，还有人建议干脆就叫《刊号54—17》。
但很多来信最后都集中到了一个新的名字上：读者。
长春的董郁生寄来了一首诗：
你叫《读者》好吗？
——来自读者，回归读者。
你叫《读者》好吗？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你叫《读者》好吗？
——清新隽永，深刻博大。
嗨，你想想……
江西读者杨敏在信中说：“我是一个盲人，也是贵刊忠实的‘听众’，我大哥每次买来杂志，都为我朗读一遍，许多文章都蕴涵着深刻的哲理，莫不给我这不见光明之人以光明。现在她要改名字了，那就叫做《读者》好吗？”
江西记协的林政农说：“《读者文摘》被迫改名，非常可惜，为了读者更名为《读者》吧？这本杂志将仍是每个读者的杂志，决不会因为更名而失去读者，表示读者将痴心不改，一如既往地支持，而且将赢得更多的新读者，告诉以死相胁的读者，《读者》将会把他们从死亡线上吸引回来。记住，不管改为何名，我们都将同呼吸，共命运。”
十多万封应征信，标志着这一活动的成功。
他们还依靠自己在报刊界良好的关系，致函全国上百家报刊，请他们刊登《读者文摘》更名启事。几乎全国所有的报刊都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刊发了各自对杂志的不同的报道。
这时，郑想到了中央电视台正在火遍中国的一个新闻栏目《观察思考》。这个栏目类似于现在的《焦点访谈》，是一个很新锐的时事节目。郑决定先从这个栏目开始自己的改名宣传战。
碰巧，《观察思考》栏目的一位编辑是李一郎的同学，李一郎就负责与栏目组联系。《观察思考》栏目组接到电话，让《读者文摘》编辑部发一个传真过去，进行讨论。郑连夜写了一个选题策划“从《读者文摘》改名谈起……”，几乎是一篇由中国的《读者文摘》改名事件引发的关于中国出版现状的忧思录。这样的观点与选题正是《观察思考》想要的。他们立即拍板将这个选题确定了下来。
一周后，《观察思考》栏目在著名主持人肖晓琳女士的带领下，一行三人飞抵兰州，开始对杂志的情况进行访谈与记录。许多东西都是在拍摄中开始形成的。当肖女士走进兰州大学采访时，那些从上中学就开始读《读者文摘》的大学生们，说起《读者文摘》要改名的消息，竟流下泪来。而当他们随即采访路人的时候，熟悉杂志的路人竟然情绪十分激动，对杂志的改名事件反应强烈。对于这本杂志的强烈感情使这些记者们感动了，他们只用了两天，就完成了拍摄。1993年5月9日，中央电视台在《观察思考》的专题节目中，就《读者文摘》更名的背景，社会各界的反响及更名的法律思考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这次报道拉开了关于《读者文摘》更名现象报道的热潮，《读者文摘》更名由一个商标纠纷问题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甚至热门话题。紧接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等大小几十家报纸先后发表各种形式的报道，新华通讯社也先后两次向全球播发《读者文摘》即将更名的消息。
传媒上关于此事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更名的意义。
《读者》您好!
美国读者文摘协会对《读者文摘月刊》杂志社这一举动，再次表现出了惊人的敏感。就在《读者文摘》在杂志上刊出征名启事的当月，他们就委托北京永新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给《读者文摘月刊》杂志社发来信件，就关于在中国的商标争议等纠纷事宜，又提出了一项让中方难以接受的要求：贵社刊物必须改用新名称，新名称不得与本公司委托人名称在任何方面相互近似或者易于混淆，且贵社刊物的新名称应事先征得本公司委托人同意。
4月下旬，美国读者文摘协会致函中方，要求在北京安排一次会晤。
5月2日，郑元绪飞抵北京，当日去国家商标局咨询有关情况，5月3日，郑与美方律师会面，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没有结果。这是早就预料中的事。郑元绪以平静而客气的语调坚决地拒绝了美方关于新刊名不得沾“读者”两个字的要求。
第七期发稿在即，各项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从4月份开始，美术编辑高海军就为新刊物设计封面。这是《读者文摘》涅磐后的新生。高海军试图找到新的杂志的精神与神韵。尽管只改了一个名字，但他的精神却是一致的。高海军在会上讨论的时候，扔下硬硬的一句话：我要让读者在拿到第一期新刊物时，依然看到《读者文摘》的风采。
新杂志的封面，变得更加清丽，大量的空白，衬着《读者》两个字。这是《读者文摘》杂志新的一张脸。
刊物决定改名后，彭长城好几个夜晚难以入眠，尽管他是最早知道这件事的几个决策人之一，但他的心情还是很难平静下来。他负责进行征名工作的收集与整理，这次征名共收到来信118972件。各界人士推荐的刊名，共计1352个，在有效征名中，推荐“读者”的共504人。1993年第六期，他们在封底上打出了一幅宣传画，《读者文摘》更名将在下一期揭晓。
1993年7月号，《读者文摘》杂志正式启用新刊名。
《读者》杂志正式诞生。
那期的《读者》上刊发了一则别致的卷首语：《读者》，您好!
从本期开始，《读者文摘》正式更名为《读者》。
《读者文摘》的事业，在出刊143期后，将由《读者》来继续。
亲爱的朋友，也许你对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名字一时难以割舍，但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一定会喜欢上现在这个新名字的，因为新旧两个名字代表着同一份杂志。
《读者》仍将遵循以前的风范，去寻找一种新的未来。
《读者文摘》开始进入《读者》时代。
此后，《读者》杂志于1995年12月在国家商标局注册英文刊名标识“READERS”，国家商标局于1997年4月第589期《商标公告》公告注册消息后，美国读者文摘协会又委托隆天国际专利商标代理公司向国家商标局对我刊注册英文标识提出异议。
《读者》再次面临两难。据了解，美国《读者文摘》已用“READER’SDIGEST”在世界94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将来《读者》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都会遇到商标纠纷。在此种情况下，《读者》再次放弃“READERS”注册商标，从1998年元月起启用新的汉语拼音音标“DUZHE”。
至此，两家官司才告终了。
而值得玩味的是，1998年11月，美国读者文摘协会新任总裁唐纳德先生偕集团的全部高级人员访华，受到李岚清副总理的接见。接待这次访问的是北京某文化企业集团。早已离开《读者》杂志、时任该集团传媒中心首席顾问的郑元绪，安排唐纳德先生一行与中国几家著名杂志主编举行了座谈。郑与美国同仁“愉快”地回顾了几年前的纷争，他的开场白是人们常说的五个字：不打不相识……
(光明书摘 摘自《读者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版，定价：25.00元。社址：上海福建中路193号，邮编：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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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
曹长青
东北失守之后，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最后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么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尽管他和毛泽东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这点从后来他和毛泽东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中国”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
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民党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共产党军队仅是敌后打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340 万人，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
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量：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产党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共产党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红军，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后患无穷（后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共产党，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他怎么让它功亏一篑呢。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变前一年，蒋介石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但蒋介石为什么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918 ”之后，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当时日本政府向“国联”（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从长计议。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于告诉日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中国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学生和小知识份子们，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热血沸腾，难以听进去理性的声音。
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但胡适的见解不仅无法成为主流声音，而且被指责为“汉奸”“卖国贼”。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胡适和汪精卫的本质不同是，一旦所有谋和手段失败，日本进攻全中国，胡适则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至最后一寸土，最后一个人。这也是后来他为什么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蒋介石的几次恳请后同意到美国做“中国大使”争取美国援助的原因之一。
原载：多维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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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德国军售与中国抗战
193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头带德制钢盔﹑身着德式军服﹑使用德式军械的部队，这就是经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出来的新式中国陆军，这些部队在八年抗战中多次参加重大战役；而由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建立的军兵工厂，在抗战时的后勤补给上也发挥了关键性贡献。笔者在此将中德十年间(1928年- 1938年)的军事关系作一简要介绍，以当时德国对中国的军事指导援助为本文中心，而不详述中日战史之评析，期能使读者了解这段未被彰显的历史。
中国亟需现代化的军事体系
自清末“自强运动”至民国建立前的五十年间，满清政府曾创建多所西式兵工厂试图建立军火工业，但其成效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科技水准落后，缺少重工业基础，导致国防工业所需的原料、技术、设备均需依赖外国，不但无法应付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并且只能模仿到外国落伍的武器，完全不能切合国防需求，所以从列强大量进口军火成为必要，但这也是中国军阀横行，大小内战不断的原因之一。1911年民国建立，国内政局更加混乱，各省内战日趋激烈，对军火的需求量更大，满清时建立的兵工厂产量已不敷需求，所以外国军火进口量大增，其中自欧洲与日本输入者最多。第一次大战时(1914-1918)，欧洲各国大战正酣，军火外销中国量钜幅减少，日本乘机大肆输入军火竟占了当时中国总进口量的80%。1919年美国为推动和平解决中国内战，并抵制日本独占中国军火市场，故倡议对中国武器与军火禁运，自1919年开始直至1929年长达十年之久。而实际上，因欧战结束，欧洲战场使用过的各式军火大量低价外销，中国南北方政府、各省军阀还是以走私、偷运等种种方式，进口了相当数量的外国军火。据统计自1911–1928年共18年间、中国输入的各国军火以步枪、手枪、弹药为主，火炮、军舰、飞机等重武器则甚少，因为进口的各国械弹口径性能不一，其中朽劣军品又多，严重影响到部队战力；而供应国是以德国(36%)、日本(32%)为前两名，其余32%为俄、英、法、美、挪威等国所分。1928年南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在长江以南的区域大力从事国家建设，但日本自“济南事件”开始，对中国步步进逼，又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暴露并吞全中国的野心，国民政府深知中日间终必将爆发大战，必须要加快国防建设，于是加强军火生产，储备弹药器材，并成立兵工署，整建汉阳、金陵、巩县、华阴等17个兵工厂。但从当时国内军队总人数方面来考量，以上各兵工厂的产能对支应如此庞大的军火需求还是远远不够的。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于1929年/1933/年/1934年/1936年次举行陆军编遣会议，对全国庞大的各方部队进行核实与调整，截止1936年全国陆军已整建与未整建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4个炮兵旅及20个独立团，总兵力共计170万人。当时各部队武器各色各样，零件弹药互异，致使全国整体性的补充与储备计画难以建立；如果依计划，一个调整师一日战斗需步机枪弹80万发，全国60个师于五年内要建立足够两年的械弹补充量，那中国各兵工厂的产量是大大不足的。再据战前的一项估计，如果对日开战，每月步机枪弹的消耗量即高达7亿发，这样惊人的用量势必要靠国外大量进口。但为避免以前军火大杂烩的现象重演，必先要从统一全国武器型式与弹药口径入手，但中国并无现代化的兵工产能与技术，除了与外国合作否则别无他法，可是哪一个国家是对中国没有利益冲突，并且愿意协助中国军事力量成长强大的呢？最后德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中国建立起现代国防工业，并将现代军事思想大规模引进中国，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战力。
中德关系的建立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于1870年完成德国的统一，开始了德国的兴起。但此时也是中国国势日益低落的时代，几年间德国在欧洲即取得重要地位并展开了与中国的关系。与其它列强一样，德国经由割地、赔款、设银行、修铁路等方式，在中国山东与东北扩充地盘，所以与俄国、日本常发生利益冲突，此外在1900年庚子之乱后的辛丑赔款中，德国得到20%仅次于俄国居第二位。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又开启了另一个新页。当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孙中山先生力主中国应保持中立，反对加入英法日美的协约国参战，而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此时与德国断交，当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决心推翻段氏政府时，德国方面联络中山先生，表示愿提供两百万美金的援助，中山先生亦有中德进行军事经济合作的构想。
1921年中山先生派代表赴德国，表达愿借重德国的技术与人才协助中国的发展，但基于现实考虑，德国未同意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但中山先生以私人名义已开始秘密聘请多位德国顾问与技术人员在广东服务，建立了日后国民政府与德国军事合作的基础。第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受凡尔赛合约限制，被迫缩减军备与军队规模，大量的军人除役，许多与军需有关的工厂企业失去发展机会，面临了严重的失业与倒闭危机，德国此时亟需发展海外市场来减缓国内经济问题，于是促进对中国关系开始加温，建立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德国对华外交的中心，取代了以前对中国领土与政治利益的企图。1927年蒋介石进行清除党内共产党势力的行动、驱逐苏联顾问并终止联俄政策，蒋对德国本来素有好感，此时对引进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军事现代化是相当积极的。经过多次接触，1928年底德国方面派来鲍尔上校应聘来华担任军事顾问，开启了中德军事交流的第一步。从1928–1938年，共有五位德国军人来华担任顾问，其任职时间如下表，这些顾问实际上都得到德国政府的同意与支持。
马克斯·鲍尔上校Max Hermann Bauer 11/1928 4/1929 -成立教导队-储备编译人才-倡议中国军火工业的建立
赫尔曼·克里拜尔上校Hermann Kriebel 4/1929 5/1930 -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
乔治·魏采尔中将George Wetzell 5/1930 4/1934 -实际军事训练与教学-担任“一·二八上海事变”、“中原大战”、“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作战顾问
汉斯·冯·塞克特上将Hans Von Seeckt 5/1934 3/1935 -促进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增强陆军的素质与战力
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3/1935 7/1938 -协助中国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建立现代化的轻武装机动陆军-建立长江以南防御体系- 大量引进德式装备与军事体系，奠立中国现代化军事的基础
国民政府决定以德国体制来建立新的中国军队（以下简称国军），随着德国军事顾问的来到，德国装备与德式训练自然也跟着而来，军火相关的重工业集团、生产设备制造厂、原料供货商，也纷纷来到中国开展了密切的往来。来华德国顾问的贡献德国顾问团来到中国，除有退伍军官外，还包含经济与技术专家，对于中国的工业状况多有所了解。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力量是不足以支应一支现代化陆军作战需要的，所以必须要从速建立自主的军火生产工业；又为战时快速输运部队，建立战略性铁路网也是极为必要的。于是赛克特顾问引进德国和卜楼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 schaft Fur Industrielle Produckte)，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又引进西门子洋行与乌尔夫公司，整修浙赣铁路、平汉铁路、湘黔及玉南、南萍等铁路，由德国来提供贷款器材技术，协助中国进行交通建设与重工业建设，有效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对于中国需要德国的协助，德国有求于中国的是稀有战略金属——钨矿砂，它是制造钨合金钢的关键材料，与制造枪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亚洲的产量占全球产量的80 %，中国华南地区的产量又占亚洲第一，中国的钨产量占有世界举足轻重之地位。双方议定用以货易货方式来进行贸易，中德两国通过这样的双边经济往来均深蒙其惠。在国防体制方面，赛克特顾问于1933年提出《陆军改革建议书》，他建议：中国急需的不是人数庞大的陆军，而是全力建设一支训练精良、装备齐全的精质部队，应先建立一支模范队伍、再逐步推广到其它部队完成国军的改造。这个建议为蒋介石采纳，次年(1 934)年底，蒋介石进行“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截至1937年六月抗战爆发前，国军已完成35个调整师与24个整理师，另调整东北军10个师、广东军10个师、川康军26师及9个独立旅，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军政军令系统的大改造工程。在这些部队中直属中央的有三十个师，是完全接受或部份接受过德制装备与训练，其余的各师多少也以德制编装为标准作过调整，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期就成为直接迎战日军的主力；其中又以德制化最高的第87/88/36三个师，与唯一完全按德国步兵标准编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最称精锐。赛克特顾问的继任者——法肯豪森将军，他很了解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素质而言，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是有困难的，中国的“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只能算是具备现代陆军初步的雏形，与真正现代化的标准有相当距离，故而法肯豪森认为国军应先成为“轻装快速部队”，具备以下的特性：-大部队移动时以铁路来运输，使兵员可快速集中到战场边缘-不倚赖重炮、战车等重型装备，而是灵活机动地使用自动武器作战-与若干战车与炮兵单位配合，进行协同作战这就是“轻步兵”的建军概念，对于当时的中国的国情与环境而言，德国顾问的论点是很中肯务实的。在引进现代军事思想方面，德国顾问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将西方军事观念如纵深布署、内外线态势、机动作战、攻击/防御重点……等理论及实务带入国军训练中，让封建闭锁的中国军队首度接触到完整的西方现代军事科学，这个刺激与启发无疑是极其重大的。另外德国顾问也协助中国政府规划兵役制度、军令军政的权责执掌、国防工事建构、全国整体防御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为从基层干部建立起德制陆军的基础，自中央军校第七期起（1931年），各种兵科的德国顾问来到中国军校担任教官，当时中央军校是培养国军基层干部的摇篮，学生们多怀有救国建国的理想，在此热切地接受德国教官的认真指导，很快就建立起新的理念思维；法肯豪森对此颇为称许，曾赞誉南京中央军校的学生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1934年大量的德制装备开始运到中国，在一批价值一千五百万银元的军火中，包含24门15公分野战重炮（即德军FH-18型），20门37公厘战防炮(即德军Pak 35/36型)，数千支毛瑟二四型步枪，数千支捷克造轻机枪（(ZB-26），与瑞士奥利根（Orelinkon）公司的20公厘机关炮，此外西门子的通讯器材、蔡司望远镜、德制轻战车，架桥器材，防空探照灯等各种装备，开始进入了中国的部队服役。
1936年德国运交中国二千三百万马克军火，1937年德国运交中国八千二百万马克军火，其中有15公分要塞大炮（用于长江江防），高射炮、步枪、机枪、迫击炮、重机枪、大批各式弹药，钢盔，以及鱼雷240枚、快艇若干通信器材，还有制钢、炼焦、化工、兵工生产机具等设备。透过这些努力与建设，国民政府在不到十年间，于长江流域初步整建起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为日后爆发的中日大战奠下了一个能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德制国军投入淞沪会战在国民政府的建军规划中，陆军是采用德制装备与训练，另一个重要的军种——空军，却没有走德制的路线，各型飞机多是向美国采购的，但这个在全世界都属最年轻的军种也是成长进步最快的军种，新型战机不断的推出，必须要快速的换装才能不至落伍，所以中国对外采购军火的另一类巨大开支，即是在于作战飞机与零件弹药，不过主要输入国并非德国。1937年7月7日爆发“芦沟桥事变”，原先日军是想按照以前的技俩，把这次冲突搞成一场“局部事件”，然后再交涉停火压迫中国退让，日本又可轻易地占领一块中国领土，这种“蚕食”策略已成功过很多次。但这次日本盘算错误，中国全国抗日呼声高涨，绝不容忍日本军事力量深入中国关内，这是攸关中国存亡的生死大事，国民政府也决心不惜与日军大战也要保卫国土。但是在华北地区日军占有地利优势，它的重武器与车辆在华北平原行动自如，国民政府的有力军事设施也不在华北，并且日本已在京津地区集结优势兵力，准备等待国军北上驰援，以逸待劳来场决定性会战，一举摧毁中国军主力。蒋介石等将领深明此种态势对国军不利，于是决定在上海地区开辟战场，如此日军的优势在华中水网丘陵地形内将会降低，驻华中地区的中国新式陆军也可迅速调集到上海参战，并且利用上海列为国际都市的便利性，能使中国抗日战争的努力传扬世界，以此能引起各国的关切与支持，避免在华北作战被视“地方性局部冲突”，遭到国际视听的忽略，这就是1937年“8·13淞沪会战”的背景。“8·13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这是中国近代首次海陆空三军大规模会战，也是全中国军事力量的大动员，它约可分为三个阶段：1)围攻期(8/13–8/22)蒋介石调动战力最强的德制第87/88/36三个师，率先投入会战打响第一枪，主动出击围攻日军在汇山码头、公大纱厂、日本租借区等地的据点，国军配备德国15公分重炮的“炮十团”与轻战车及战机都参与攻击行动，历经四次总攻，双方反复巷战争夺阵地，敌我伤亡均极重大。德国顾问建议国军改变以往正面硬攻方式，改用“突击群战术”——即集中兵力对敌进行点突破后持续挺进，再由后续部队包围敌人扩大战果，这乃是一次大战之后德国军事思想的精华所在。但是国军在实战时，还是常使用“步兵上刺刀——冲锋前进”的习惯战法，没能有效活用重点穿突、快速挺进的要求；加上后续的增援部队调度常有不当，未能及时守稳前锋部队得手的阵地，反被日军逆袭夺回遮断后路。另外自动武器配合协调度也不够，20厘机炮/ 37厘战防炮不能实时在火线上支持步兵压制敌火力据点，国军又习于冲锋硬攻导致损失惨重。德国顾问又发觉在实战中，国军的情报侦察工作不够确实，对敌兵力布署、对敌企图之研判也未周延，通讯紊乱与友军协调不足，虽官兵人人英勇奋战，但以上诸多不利因素造成国军在战斗中伤亡大、战果小的结局。2)反登陆作战/守势作战期(8/22–10/27) 8月23日，敌军增援部队自吴淞口、宝山一带登陆，国军也北调应战，战局从市区街道移转到野战，除了第87/88/36三个师外，并加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部参战，同时其它接受过德制训练，头带德制钢盔的第1/2/18/74军也赶到战场，国军在罗店、月浦、师子林等地激战。但是日军有海军舰上巨炮与空中战机直接火力支持，国军伤亡渐增攻击失利，于是改采以阵地战为主的守势作战。自9月6日起，日军再增援兵力，国军退守浏河镇-蕴藻滨-洋泾一线，在这长约五十公里的连续战线上，国军配置了来自全国各地七十个师的兵力，中日双方共有近一百万的兵力在此进行着惨烈的阵地战，国军在战线上布署数十万的部队，构成兵员密度非常高的防御线，面对日军优势的海空炮火，国军承受很高的伤亡数字，双方反复拉锯争夺阵地，日军称此为“血肉磨坊”，可见战况惨烈之程度。德国顾问群也亲临前线，协助国军策划布署作战，所以有外国人称此役为“德国战争(The German War)”。3)全面撤退(11/5–11/26)为突破淞沪战场的僵局，日军于11月5日清晨登陆杭州湾金山卫一带，展开一场大奇袭，计划直取国军后背，配合国军当前的日军，准备前后合围一举来场歼灭战。国军虽然立即调动部队反击，但当时国军的装备、训练、战术观念还无法进行这种“机动性的攻势作战”，在反攻无效后，国军只得迅速下令全线撤退，以避免被日军内外包夹。
在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中国投入约40%的全国总兵力，新建的德制陆军精锐尽出投入战场，消耗损失的程度相当严重，中国方面的伤亡有多种估计数字，大致上是从十八万到三十万人不等，但无论何种算法，中国新生的国防力量的确是遭到相当大的折损。此役的评价日后在国共双方有不同之观点；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政治时期也有不同的褒贬，要见到更宏观、更公允的评论，恐怕要留待未来作更进一步的辩论评析了。现引用一段当时外国新闻通讯来见证此战之一端：“(10/28/1937)伦敦海外通讯社——……（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与此同时，正当“淞沪会战”在前线进行激战时，国民政府也尽速将全国重要的工业设施迁移到内地，中德合作的兵工厂当然也包含在其中，日后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又重建起来并扩大产能，基本上已能自立供应尔后国军所需的轻兵器弹药，使得中国得以进行持久抗战。为补充“淞沪会战”后国军武力损失，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派专人在香港与德方议定紧急采购武器，内容包括：步枪三十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手枪三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机枪两万挺（每支配弹一万发）37厘战防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一千发）迫击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二千发）同年三月，蒋介石电再令驻德专员在采购武器一批：迫击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三千发）驳壳枪二万支（每支配弹二千发）高射机关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五千发）15公分重炮弹六千发各式炮弹一万八千发步、机枪弹三千七百万发水雷一批不久后，大部份订购的德制军火，经由德籍货船陆续运到香港，随即交付给国民政府配发到部队；依据战史推断，以上这些采购的德制武器应是重整国军军备，在当年稍后发生的“武汉会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效果。
希特勒对华政策的改变
前述德国对华军售与顾问指导，都获得德国政府的核准与支持，尤其是1933-1938年这五年，中德双方的往来达到高峰，这与当时德国执政的希特勒有极大的关系。希特勒于1933年一月当选德国总理取得政权，旋即撕毁凡尔赛合约，开始重整军备扩充军力，对于钨矿砂的输入非常迫切，而德国军火出口对德国经济也甚有帮助，这与中国抗日建军的需要刚好契合，所以中德很快就建立军事/ 经济合作的关系，德国的国防部、外交部、工业界也都非常支持；基本上，希特勒当时对中国、日本分别保持等距的外交关系，尚未因日本而影响对中国的往来。1937年希特勒进军莱茵河沿岸，与英法两国冲突的态势已现，欧洲的局势开始紧张。同年中日开战，德国希望中日争端能和平解决，故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调解中日冲突，但斡旋并未成功，德国内阁对是否调整对华政策也有争论，不过还是以赞成继续军售的一方占上风，德国武器仍然供应中国，军事顾问也继续在华服务。1937年十一月德意日三国签立反共协议，结合成三国轴心的政治联盟，希特勒的态度已明显转变，为实现其侵略计划，决定牺牲与中国的关系改采“联日政策”，期使日本牵制苏俄在远东的力量，以利德国将来在欧洲战线打击苏俄。1938年二月，德国内阁改组，原先对华友善的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去职，新任外交部长李宾特甫(Joachim Von Rib bentrop)为亲日派，外交政策也随之修改不利于中国。1938年二月，希特勒宣布承认东北的伪“满州国”，并停止中国学生赴德接受相关军事训练，戈林元帅并指示禁止武器销往中国。不过实际上，尽管官方宣布禁售政策，德方还是暗中运交了许多武器、原料、兵工生产机具给中国，有些武器以分解方式出口到中国再行组装，或假称输往第三国再转运至中国交货等方式，继续进行着对华军火销售。后德国政府严令在华军事顾问一律返国，否则视同抗命叛国，法肯豪森等顾问于六月底离华，行前向蒋介石表示绝不泄露所知的中国国防事务，中德间的军事关系至此结束。1939年九月，希特勒挥军波兰，欧洲大战一触即发。1940年九月，德意日三国缔结为期十年的军事经济同盟，德国承认日本在亚洲建立势力范围的领导地位，三个法西斯国家相互结合在全球进行侵略战争。1941年七月一日，德国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中国宣布与德国断决邦交。1941年底，中美英苏联合对轴心国宣战，中德成为敌对国家直至二战结束。
结语
1936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陈诚将军，对当时新建的德制陆军有下列评语：“抗日战争越晚爆发对中国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如果目前发动，我方一定是处于被动局面，如再迟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动的机会，如迟两年爆发，则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动局面……”。“如果中日战争晚两年爆发，国军就能取得主动地位”——这种论点或许有些过度乐观，但经由德国顾问的指导与德制武器的换装，再经两年的充实，中国军队的战力将会更强大，这一点绝对是毫无疑问的。从另一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战前德国的军事指导与协助，很可能发生的状况是：1937年“淞沪会战”没有新式德制陆军的投入，这场战争可能不到三个月中国就战败了，国军军力损失也会更严重；日军的损失会较少，所以乘胜沿长江西进追击的速度会更快，将加速对内地省份的攻势。没有德国在1937年持续供应中国军火，“淞沪会战”时国军无法保持足够旺盛的火力与日军对抗三个月，此战后如无德国在1938年继续向中国运补武器，以中国自产的军火量（受兵工厂向内地迁移等因素影响），是不足以支应当年战争消耗的。如无德国在战前协助中国建立军火生产体制、提供贷款、进口机具、建立新型兵工厂与产能，中国将无法自立生产足够的轻兵器与弹药，抗战也就无法坚持八年之久；缺少自产的基本弹药供应，中国的抗战事业很快就无以为继了。如果中国在1941年底前战败，被迫与日本和谈，失去了“苦撑待变”的机会，那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也不会与美﹑英﹑苏并肩作战，也不会获得二战最后的胜利，进而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中国当时处境艰难社会贫弱，面临必不可免的反侵略战，只能忍辱负重建设国家、争取时间培养国力，多少战士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优势炮火，牺牲在战场杀戮之中，而中国之所以能建立八年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德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回忆这段七十年前的历史，再对照今天的世界，可以发现——“无科技力即无经济力，无经济力即无国力，无国力就无国家安全”；忆古思今，令人欷嘘也当为吾人之警惕。
（摘自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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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掩盖了ＷＴＯ的真相
·草庵居士·
美国９１１事件的发生掩盖了一个重大的消息，这就是中国加入ＷＴＯ。中国政府历经艰辛，用了十五年时间，总算完成了ＷＴＯ的谈判，即将成为ＷＴＯ的一员。全世界甚至中国都因为美国遭遇袭击而没能关注这个历史性事件，而实际上，这个事件却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十五年前，中共在邓公和胡耀邦，赵紫阳的支持下，宣布要加入ＷＴＯ，当时的中共对这个组织寄予了厚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开放已经开始，政治开放正在酝酿。中共极力要加入ＷＴＯ，显然有它的企图。这就是要利用外力来推动中国的开放和进步，让中国尽快加入世界发展的主流之中。但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现在的形势，无论从政治和法律上都没有办法与ＷＴＯ的要求相符合，传统的毛主义仍在中国盛行。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利益上的索求又高于政治索求，结果，错过了让中国走向世界的最佳时机。而在后来，中共因为天安门事件，又使中国错失了十年的政治改革机会。历史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嘲弄着中国。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全力拥护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加入ＷＴＯ。但到了九十年代末期，我对中国加入ＷＴＯ则是一种很矛盾的态度。在１９９７年，我在中国曾和主管全国政治协商大会的中共一位掌权人见面。在会见中，我这样说：“现在中国的形势已经和八十年代不同了，国际形势也有很大的变化，至少在目前看，中国并没有做好加入ＷＴＯ的准备。现在加入ＷＴＯ，是否对中国有利，我很怀疑。希望中共能很好地研究，至少不要急，不要盲目地加入”。
但形势不是我们这些身居美国的小商人能扭转的。中共在经历天安门事件后，极力想在政治和经济上摆脱西方的封锁，并想在国内制造一种利好的舆论。结果，加入ＷＴＯ就成为台湾问题之后的第二个好理由。几年谈判的失败，给中国百姓带来了一个发泄不满的渠道和理由，美国阻挠中国加入世界主流，阻挠中国加入ＷＴＯ就成为宣传的主题。同时也成为中共领导人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要求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工具。也成为转移国内腐败和人民愤怒的一个工具。
中国加入ＷＴＯ，真的有利吗？我为什么又对中国加入ＷＴＯ感到悲观？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有个小村庄，这个村庄只有十户人家。在这十户人家中有三家实行自由主义，家里的成员各自努力创造财富，结果都成了富裕的人家。另外的人家中，有四户实行共产主义，结果，大家都偷懒，经济上不是很富裕。但有利的是家庭成员很多，也有些土地和资源，整天舞枪弄刀，要解放三家富裕的人家，让他们也过上共产主义的日子。剩下的三户人家则是不断的战争，贫穷落后。三户富裕人家自己生产过上了好日子，但也出现了问题，这就是生产的物品没有地方消费，想多赚钱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怎么办呢？大家一商量，决定成立个小组叫ＷＴＯ，在成员中，要使用同一种规矩，关税要统一，谁也不能自己提高关税，大家必须要遵守共同的规矩。小组实行了这样的规矩，大家都觉得很好，谁也没有占谁的便宜。但还有一个问题，另外几户人家为了抵制他们，任意提高关税，这样一来，其他七户人家就不能购买他们的产品。更严重的是，这几户人家看着他们富裕都有些眼红，总想着要解放他们，实行共产主义。
三户富裕人家一想，这样不行，我们要在全村推广ＷＴＯ，让大家都实行我们一样的规矩。只有这样，才能没有危险和恐惧，于是，三户人家就先对最贫穷的三户人家宣传他们的规矩，许诺帮助他们过上富裕的日子。这三户人家一想，反正自己穷得很，又没有什么资源，干脆就跟着富裕人家走算了。结果很快就超过了原来的四户共产主义人家。
这时候，四户人家中的一家之主，邓先生看出了门道，知道吃大锅饭不好，越吃越穷，于是就要改规矩。但问题是家里的人吃惯了大锅饭，让大家全去自己干又不敢，况且还有几位想抢老邓的位子。这时候，富裕的人家就来推销ＷＴＯ规矩。本来这ＷＴＯ的规矩就是想用经济手段来限制并改变这四户人家的规矩。三户富裕人家看到原来铁板一块的四户人家出现了松动，就赶快来帮助老邓。老邓看看家里的反应，又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心想，既然自己没有办法马上更改家里的老规矩，何不借用外力来改变。于是就答应了加入ＷＴＯ，要实行ＷＴＯ的规矩。马上就和三户人家谈判起来。
一谈判，老邓才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了。原来这ＷＴＯ里的规矩都是冲着自己家里的规矩来的。谈判的２３个协议，总共有五百来页，其中只有两条是关于家里生意的事情，其它的全部是要自己改规矩，并限制自己的权力，要和其它富裕的三户人家商量，采用他们的规矩。老邓看了也犯难，家里的规矩不改，家道就要衰落；可要是全改，自己的面子又过不去，更大的问题是自己要下台。这时候，家里的二掌柜小胡，三掌柜小赵看了，分析了一下村里的形势，觉得还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好，先在经济上改，然后用ＷＴＯ逼家里人去进行领导权的改变。如果自己家先加入ＷＴＯ，肯定可以讨更多的便宜。要是等邻居老毛子明白了，咱家就没有这么多的便宜可占了。干什么事情总要有个时机。再说了，现在老毛子正在搞什么“公开化”，咱家不如就真枪真刀地干。于是，老邓家里就开始全面改革了经济，也筹划着进行政治改革。
这世事难料，老邓家里一改，可就把家里的几位老人惹急了。结果老邓抗不住，二掌柜和三掌柜被逼下台。邻居老毛子则趁机改了规矩，不仅改的快，改的更彻底。即刻宣布：“俺家全面资本主义化”。三户富裕人家本来对老邓抱着很大的希望，这回，马上就掉头将全部资源送给了老毛子。这下可好，老毛子一下就捡个大便宜。老邓家反被三户富裕人家率领着全村人封锁了好几年。老邓家加入ＷＴＯ的门槛也被提高了很多。眼看着全村人都加入了ＷＴＯ，老邓家的接班人小江就有些坐不住了。尽管这几年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总不能让人家老说不入流啊。虽然是赶个末尾，但总要对家人有个交代，进不去ＷＴＯ也丢脸呀。
故事讲完了，大家就应该知道ＷＴＯ是个什么东西了。ＷＴＯ的全称是“世界贸易总协定”。这个总协定的最基本定义是“自由贸易，公平交易”，体现的规矩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人是贪婪的，也是自私的。但要维护世界的秩序，就要制定规则，大家在这个规则中进行游戏。但在这个游戏规则建立的过程中，加入的一方一定要遵守共同的规矩。这样一来，大家就需要谈判，迫使你放弃原来的规矩和制度才是ＷＴＯ的根本目的，这也是用经济改变政治的一种高明手段。
十五年前，我无条件支持大陆加入ＷＴＯ。当时的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经济落后，但有独立并强大的国营企业。当时加入ＷＴＯ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利用此机会，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那时没有太多的私人经济，全体百姓可以在一个起跑线上共同起跑。比较容易建立起全面的公平制度，而且可以平稳转换原来的社会保障体制，从而避免大面积的贫富分化。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动乱的因素，民主政治也会更快地建立。而且最重要的是，全面的开放，可以使国有企业不被蚕食，更不会被私下变卖，完全可以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公平法则在全世界拍卖。同时，这样的企业也是大陆加入ＷＴＯ的讨价还价的工具。当时，西方国家极力要在共产主义国家打开缺口，中国的条件最好，也最有利，很多条件都可以充分利用并加以争取。
十五年过去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起飞了，但更大的问题也出现了。私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的经济主体，贫富分化极为严重。政治体制已经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贪污腐化成为社会公害，大量的国有经济被私分蚕食。社会保险体制荡然无存。龙头企业被拆分成无数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小企业。
中共政治上的保守和封锁又让国人对世界全面封闭，一无所知。我在网络上搜索中国关于加入ＷＴＯ的政府谈判文件，结果一无所获。反而是世界各国都将文件公布于众。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共为什么一方面欢庆加入ＷＴＯ，另一方面又不对国人公布谈判内容？
其实，大家了解了ＷＴＯ的本质就会明白这一切。ＷＴＯ本来就是富人的游戏，是资本主义用经济手段了结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个手段。大家翻开中国签定的ＷＴＯ协议就会发现，２３个协议书，共有五百余页，但牵涉到企业的只有两项条款，总计不超过一页，其余的都是制约政府行为的条款。在西方社会实行的是经济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公平就是要减少政府的干预。而共产主义要的是政府计划，这就是ＷＴＯ谈判中的主要问题。中共尽管签署了ＷＴＯ的各项协议，但处于其自身利益，却不敢对国民宣布全部协议内容。这就是我对目前中国加入ＷＴＯ感到悲观的原因。
在世界各国，政府加入每一个条约都会争得百姓的认可，这是民主的体现，也是保护人民利益的体现。中共为了保护自己的自身利益，不得不加入ＷＴＯ，但对自己的国民却封锁消息，使他们在面临着巨大的变化面前盲目乐观，丝毫不了解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危险在何方。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在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问题。资本和知识就是金钱和权利。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目前的中国本身在资本上和技术上都不具备优势，进入ＷＴＯ之后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然而，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国民真正对ＷＴＯ有深刻认识和理解的有多少人？有几位专家可以面对中国加入ＷＴＯ后的司法纠纷和利益纠纷？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具有正负两面性，只是要看利益的重要性。中国加入ＷＴＯ是开放之举，让中国融入世界主流社会是件好事情。但如果对内封锁，不公布中国政府签定的ＷＴＯ条约，不愿让人民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共权力的限制，不让大家了解事情的真相，那么，这种愚民的危害远高于中国不加入ＷＴＯ的危害。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当你和一个白痴做贸易的时候，你的利益会是什么结果。当我们笑看二百年前美洲土著人用粮食与哥伦布交换玻璃珠的时候，你是否会想到，中国已经成为当代的土著人？
这是危言耸听吗？中国人真的这么愚蠢吗？
中国加入ＷＴＯ的谈判已经十五年了，如果是一个学生，他从上小学到大学都已经毕业了，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有用的知识分子。但我想知道，在中国，百姓们，企业家们，大学教授们，政府官员们，你们有多少人真正了解ＷＴＯ的真正含义？完整了解ＷＴＯ的准则和法律？你们又有多少人看过中国加入ＷＴＯ的２３个协议的全部内容，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如何进行国际贸易，要遵守什么样的法律？当大家欢庆中国终于赢得了ＷＴＯ谈判的时候，又有谁去想过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加入ＷＴＯ就马上可以富裕现代化了吗？在这十五年谈判的时间里，中国政府除了告诉大家美国政府在不断阻挠中国加入ＷＴＯ这个反美宣传之外，还告诉了你们什么？告诉了你们多少ＷＴＯ的真相？
经济不是政治，政治人物可以个人鞠躬下台。但经济会决定一个民族是否要鞠躬下台。当中国踏进ＷＴＯ的时候，是否也宣告中国即将成为任人宰割的愚昧无知的国家？
数年前，我曾接待一位中国一家大型企业的老总，我曾问他：“你对中国加入ＷＴＯ怎么看？有什么意见？” 这位老总的回答令我终生难忘：“中国加入ＷＴＯ标志着我国已经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谁也不能欺负中国人了。” 我又问：“你的企业怎么面对ＷＴＯ的冲击，有什么计划？” 这位老总看着我反问道：“我的企业和ＷＴＯ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政府，又不是出口企业，我照样干我的。我们的产品不出口，怕什么？” ……
在９１１事件后，我在网络上与国内一位网友谈话时曾问：“你是否了解什么是ＷＴＯ，你认为中国进入ＷＴＯ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位从事出口贸易的网友说：“我不是政府官员，我怎么知道ＷＴＯ的具体内容，那是国家机密，我们老百姓不可能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进了ＷＴＯ，外资就会来，汽车会便宜”。
多么悲哀的回答。当你听到一个从事国际贸易的人和一位企业老总这样回答你的时候，你还能说什么？这就是中国申请加入ＷＴＯ十五年谈判期间，中国政府告诉人民的ＷＴＯ。
什么是ＷＴＯ，中国准备好了吗？
ＷＴＯ是要求世界各国公平，透明。当中国政府对世界各国都“透明”的时候，为什么不愿意对国人“透明”？难道政党利益就要高于人民的利益吗？当我们口口声声高喊着“爱国主义”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爱国主义”吗？难道中国的百姓就应该是愚昧无知的吗？
当世界各国的企业用巨资、高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知识，充分利用ＷＴＯ原则挺胸抬头大踏步进入中国，掠夺中国人力和资源的时候，我们的人民和政府拿什么去应对？难道让我们对国际法律和ＷＴＯ一无所知的企业盲目地去国际市场上交“学费”吗？中国政府和人民交的“学费”还不够多吗？
很多人对中国加入ＷＴＯ充满了盲目的希望和乐观。主要是讲中国如何拥有廉价的人力，丰富的资源，我们可以用这些资源到国际市场上与资本主义发展百年的资本拼搏。但你们是否想到，当国际资本进来的时候，你是否可以抵挡？当中国的企业老板都变成洋人的时候，我们的资源还有什么优势？还要讲什么“工人阶级是先锋队”吗？当我们的民族企业因为不懂ＷＴＯ准则而惨遭失败的时候，是否还要掀起另一轮“爱国主义”？
当中国与美国进行ＷＴＯ谈判的时候，美国首先将谈判内容公布于众。中国政府为此大为恼恨，指责美国不讲信义，怎么可以将两国政府的谈判内容公布出来呢？但中国政府怎么能理解，美国政府有什么理由不向人民公布它与另一个国家的谈判结果？它有什么理由隐瞒？就在中美达成协议的第二天，美国的几所大学和咨询公司就开始了ＷＴＯ的培训计划，更多的企业是邀请专家研究协议内容，美国政府也专门成立机构负责向国民解释和说明协议的内容。更多的会计师和律师都开始研究中国的法律和制度，更多的大公司开始招募精通中文和中国国情的法律和会计专家。为的就是更好地利用中国的法律和制度扩大自己的事业。但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和政府又是如何做的呢？有多少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企业不出口就可以避免ＷＴＯ和世界经济的冲击了吗？就能独善其身了吗？中国的纺织业真的会成为获利行业吗？中国的企业真的就能一步成为世界企业了吗？中国人民马上就能享受到世界文明生活吗？马上就能享受低廉产品的好处了吗？中国的国力就能增强了吗？
谎言和欺骗不会永远掩盖事实。虚假的口号喊的多了，可能会让自己都相信，但事实怎么会改变呢？不了解ＷＴＯ的真相，怎么去迎接ＷＴＯ，当中国企业面临法律问题的时候，中国又有谁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去海外打官司？你还能指望连事实真相都要隐瞒的政府吗？中国具有可以应付国际司法的专业人员吗？难道让中国企业去为了五万美元的贸易纠纷而花五十万美元聘请西方法律人员为中国企业争取利益吗？
在人生中，十五年可以让一个生命成长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但我们的政府在中国加入ＷＴＯ的十五年谈判中，又培养出来几个可以为中国民族企业争取利益、并真正了解ＷＴＯ的专业人才？又让多少企业家和教授了解到了什么是ＷＴＯ。
我爱中国，在我的心中，母国是神圣的。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去欺辱践踏她。但为什么她是这样让我悲哀？是谁在暗中欺负自己的母国？是谁在断送她？世界上又有那个政党敢于将这样一个关系民族存亡的真相隐瞒？又有谁敢这样玩弄人民于手掌之中？
可爱的中国人民，你们为什么不觉醒？是谁在悬崖绝壁边上让你们欢笑？让你们快乐地迈向深渊？是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全民族的利益抛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谁掩盖了ＷＴＯ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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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正义的战争
·北极驯鹿·
谨以此文献给我永远的朋友何工
何工是我初中的好友，１９９２年在清华大学上三年级时突然失踪。在找不到任何线索的情况下，警方确认为自杀身亡。但愿我的小文不要打搅了她在天国安息。
当年我还是个不谙世事，极易被各种宣传蛊惑的少年。在我被“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史光柱的报告激动的热血沸腾时，何工给我泼了第一瓢怀疑主义的冷水。她的话很简洁，曰：世上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有残酷的战争。我被她竟如此没有“正义感”而激怒，辩论得面红耳赤，却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不了了之了。今天，在美国切齿的复仇的呼喊声中，我找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耳边却分明回响起她对战争那句举重若轻的评语。
在听到恐怖袭击的消息之初，我也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一样，经历了震惊，愤慨，痛心等一系列心理过程。这意味着成千甚至上万本来美丽，年轻，充满希望的生命突然的消失，也关系着成千乃至上万个家庭的悲欢。而姊妹楼也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名词，而且成了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标志物。再者，我自己也有亲朋好友曾经或者正在，或者将要到那个地方生活，自然心里也挂念着那里的一切。随着事态的发展，当最初情感上的冲动过去之后，特别是在了解了更多的背景，进行了更多的分析之后，人们应当明白，这次的自杀飞机事件留给世界的不仅仅是一个深重的灾难，一个灭绝人寰的实践，而更应该有深层的反省，思索，成为人类更加走向成熟的一个契机。
一个法律问题
在阐述我的观点之前，首先我有一个基本的法律问题需要解决，请法律专家指点，即：美国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奥萨马＊宾＊拉登与９、１１有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争论都是白说。据我所了解的不多于其它老百姓的信息，实际是没有的，最多也是犯罪嫌疑，而此嫌疑未经举证，根本不足以说明其与此项恐怖活动有关，即便是要求塔利班将其引渡，也应该出示其参与犯罪的证据。更何况塔利班政权根本不被美国承认，连引渡也免谈。
美国是当今国际社会最完善先进的法制国家之一，我想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而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人民心中向往的地方”，与其成熟的民主制度，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法律基础，以及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是不可分割的。。以众所周知的辛普森案为例，虽然多少人认定辛普森就是杀妻凶手无疑，只因缺乏足够的证据而无法将其定罪。曾几何时，这被当成法制国家无罪推论的活教材。难道这无罪推论只适用于美国人吗？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加莫测高深了。与美国本来就没有任何引渡协议的塔利班政权，因不肯引渡一个没有确切证据的犯罪嫌疑人，遭到了毁灭性的轰炸报复。按照这个逻辑，中国是否应该考虑轰炸加拿大，因为他不肯引渡赖昌星呢？如果我说，美国是世界警察，一贯插手别国内政，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在主动与我们的“党”保持一致去了。可是且慢，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告诉我们奥萨马和塔利班的来历。不管有没有实施９、１１，奥萨马和塔利班是恐怖组织和政权不假。实际上他们有今天，和冷战时期的ＣＩＡ脱不了干系。 当初为什么扶持恐怖主义，是因为那时是对付苏联的，现在养虎为患了，再想毙掉，可要陪上多少普通人的性命，包括世贸大厦里的和阿富汗山沟里的？
“上帝保佑美国人”？
９、１１之后，ＢＢＣ采访前美国驻英国大使，当时在场的观众中有一位英国小伙子说，你们美国人也该想想为什么大家都讨厌你们。一位阿拉伯妇女接着站起来说，真正每天想着战争的正是你们美国人。美国人总说，人们恨他们是因为他们富有，他们自由。而印度女作家罗伊针锋相对的说，不，是因为他们在国际上实施的一切与他们在美国坚持的理念恰恰相反罢了。
其实说穿了，美国的民主是对美国人的民主，民指的是美国的国民（或说选民），人权指的也是美国人（也即投票人）的人权。对他们来说美国人是人，其他国家的人是不是人，要看是否符合“美国利益”。这一点一相情愿的亲美派们（如刘晓波等）也无法否认。刘晓波的人格我相当钦佩，但对其一些阶级斗争式的观点却不敢苟同。刘认为现在的大学生无耻的实用主义，一边骂美国，一边削尖脑袋要往那里钻。我看这很自然，就是人的利益驱动原则，骂美国，是因为美国不把别的国家的人当人，而要去美国，是因为“在美国把鬼变成人”。反正不管在美在中，都是美国人是人，中国人不是，谁愿意当中国人呢！近一期的德国《明镜周刊》上刊登的读者来信，甚至能体现他们的铁杆北约盟国德国人对美式傲慢的反感：我很愿意和美国人同仇敌忾，只要他们把挂在嘴边的“上帝保佑美国人”改为“上帝保佑人类”！
我决非同情恐怖分子，也并非如一些人所说，是鳄鱼的眼泪。按照时髦的“屁股决定脑袋”原理，恐怖分子不除，我所居住的德国也会（而且已经）是个是非之地。但关键在于怎样定义恐怖主义，怎样根除恐怖主义。刘晓波以阶级斗争思维，指出任何不对世贸大厦之坍塌如丧考妣的，不对美国的报复行动举双手双脚赞成的，均是丧失了道德底线的。对不起，我不这么看。或许我已经“丧失道德底线”了而不自知吧。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钧特＊格拉斯（其著作中文译本有《铁皮鼓》等）在我看来是个极具批判性，目光犀利又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家（我并非得了诺贝尔奖崇拜症，例如对唯一的中文诺奖作家高行健就很没有水平去欣赏），姑且认为他应该还没有丧失道德底线吧。前两个星期他针对小布什发表公开讲话，大意是：在当今世界上能够说出自己要进行“十字军东征”的人，一定是一个史盲。而任何把自己称作“善”，别人称作“恶”，又企图用战争的方式对抗恐怖主义的，自己也与恐怖主义不相上下了。
我的一位德国邻居的丈夫是个土耳其人。当我与她谈其一家人对美袭击阿富汗的看法时，她一派天真的说，美国人那么有钱，他们扔炸弹要花钱，派兵要花钱，投粮食还要花钱，为什么他们不把钱直接给塔利班，把奥萨马买出来，然后花钱监督他们把钱用在文化和经济发展上呢？回答她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战争的唯一目的是利益。回到我的题目，世上没有正义的战争。新近时髦的一个提法叫做“人权高于主权”。有了这个道德外衣，才有了科索沃之战，可如果真是为了冠冕堂皇的人权之争，卢旺达呢，东帝汶呢，车臣呢？在这些地方的人权被破坏的比科索沃不在以下，屠杀和战争之惨烈也不在世贸大厦之左。而此刻我们敬爱的警察先生到那里去了呢？更有甚者，在狂轰滥炸塞族武装的同时和米洛舍维其的老大哥的中共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我们的警察老哥要和黑老大并肩与谁作战呢？现在敌人明确了，全体对恐怖主义齐声喊打。可你知道中共把达赖，李洪志等同于奥萨马，把“台独”，“疆独”统统解读为恐怖主义吗？警匪一家到底要干什么呢？美国此次出兵，极端的说甚至是恐怖主义给美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进驻中亚的机会。出兵科索沃是因为那里是欧洲战略要冲，而拿下阿富汗这块难啃的骨头，则是钳制中，印，巴三个核武器拥有国的第一步。这正是为什么美国不肯和塔利班谈判，只是一味要人的原因了，也是他们无暇去考虑，去讨论得到一个不管死活的拉登是否真的意味着战胜了恐怖主义的原因。
自从空袭开始以后，包括凌锋，曹常青等人纷纷撰文，赞扬美国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其原因是，美国空袭目标明确，指向塔利班和盖达营地，尤其是美国不但有大棒，还有胡萝卜，投掷炸弹的同时投掷一些小包装的食物。甚至说“世上有这样好的警察，是世界人民的福气”云云。好，请问在你们的记忆力有哪一次战争没有“误炸”，“误伤”的吗？那么这些被误炸死的人，不管是许杏虎还是买买提，他们的生命难道就没有摩根斯坦利一名高级经理的可贵吗？他们的死难道就没有从百层楼被迫向下跳那样悲壮吗？或许你会说，误炸几个人和摩天大楼成千上万的死伤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不要为着战争必付的代价小题大做，喋喋不休。但是人的生命真的可以以简单的算术来计算吗？如同我们从小受到的战争教育的逻辑，“打死一个够了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况且你要制裁的恐怖主义，正是以杀伤平民的为其人神共愤的标志。
若干年中死于美国空袭的伊拉克人，南联盟人，越南人，朝鲜人，甚至中国人最避讳谈的日本人（都是平民！），何以千万计！为什么没有难民营被炸，或曰被“误炸”时全球对轰炸者齐声喊打呢？因为实施者是“主流世界”，有着充分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实施其野蛮暴行罢了！有人说，那都是正义的战争，都是为了解救更多的人免受战争涂炭，可如果你觉得你可以为自己认为的正义做一切事，为什么要怪罪别人以同样的信念做同样的事呢？或许恐怖分子们正“觉着”自己是为了穆斯林兄弟能够少受涂炭而做了重大牺牲呢？
至于那些小包装的食物，如果你真的以为几代小包装食物就能使阿富汗人对炸毁其家园，拆散其家庭的的美国人感恩戴德，似乎也太小看穆斯林兄弟的水平了。西藏是活生生的例子，共产党５０年投了多少钱，迁了多少人过去，西藏人仍把达赖看成活佛，恨共产党，原因很简单，食物换不来人心。不知道藏人究竟要什么，满足不了他们的精神需求，才是共产党失败的根源。而美国人同样也不知道，或不准备知道，或故意装作不知道伊斯兰世界在想些什么罢了。
网上曾经流传一篇一名美籍阿富汗人的书信，我无法考证其真违，只作为小文与大家共享。其间提到，在美国准备而尚未开始对阿空袭时，一个电视访谈节目谈到战争之残酷，曰，我们的士兵就要上“前线”了，轰炸时难免会有平民伤亡。希望他们能“克服心理障碍”，勇敢作战云云。这位阿富汗人听了很不舒服，质问说，通常的战争都是要克服士兵的软弱和对死亡的恐惧，美国的战争要克服的却是对“误伤平民”的道德谴责。好一个“克服心理障碍”，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国内对战争的支持率高达９０％以上，对反战主张则一片嘘声。打仗，被美国人认为是遥远的事情，至多和几个士兵家庭有关，只要关心了他们就尽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应尽的义务。而恐怖主义却杀伤力大的多，因为只有他们的“超限战”可以直捣黄龙府。可能是因为一个世纪以来饱受战争罹乱之苦，相比之下，欧洲人的战争观则保守的多。新近一期的明镜周刊引用的统计资料显示，尽管施罗德大送秋波，声言他会提供所有在国会可以通过的支持，而目前德国老百姓认为应该出动联邦部队支持的只占２５％，而４８％的人则认为对恐怖主义的宣战应限制在经济，政治和法律解决的范围之内。
何来“恐怖主义”？
不过几十年前，德国国内也是一片杀声震天。时值二战前夕，希特勒经民主选举为国家元首。在一战结束后各战胜国对德喘不过起来的重压之下的民意，与今天的美国何其相似，即，德意志到了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战斗！危机感强烈的时候民族主义更容易被煽动到最狂热，这一点既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伊斯兰世界，同样也适用于美国。勉强给统计数据推上总统位置的小布什９、１１以后一贯说错话，做错事，支持率却突然增加一倍，很难说是不是美国民众的一种民族主义迷幻心理。你会说，二战后美国参战就是正义的战争，因为没有美军参战法西斯不会这么快低头。可你是否还记得，二战时期谁是战争最大的得益国？正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在两次大战的军火生意中大赚其钱，综和国力一下子提高到世界超强水平。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他昨日的不参战与他今日的参战一样，其原因没有正义，只有利益。在这个笑贫不笑娼，有钱能使磨推鬼的世界上，美国的国运好，地理上远离是非之地，赚足了钱以后又打赢了仗，理所当然成了超级大国。认为美国代表了“绝对正义”的人们，可知道他们的历史上还有灭绝种族的一页，还有当人口贩子的一页，还有发战争财的一页，而他们支持犹太复国这么多年，竟偶然是单纯的道义原因吗？请你看看美国国会和社会名流，经济，政治的实权人物里有多少犹太人，多少阿拉伯人即知。
正如对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解释犯罪和预防犯罪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一下这次恐怖袭击的心理也必将对防范更多的袭击有所助益。细菌在温暖的沃土可以蓬勃生长。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的产生都是人类文明的倒退和悲剧。想将他们扼杀在萌芽状态，唯有不给他们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很多案例里的罪犯都在童年有过受虐待的历史。试想当年被定义为“帝国主义之间分赃不均的战争”的一战结束后给战败国德国一些适当的生存空间，以德国人的严谨，多思，应该不会全民族地发起日耳曼优越论的疯狂来。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现在国际上对德国人的好评，基于其对二战的深刻反思和赎罪行为。勃兰特的下跪，德国政府对以色列，对犹太人的赔款，以及官司打到今天的对强迫劳工的赔偿等等。可你见过高贵的美国人对印第安人，对黑奴来源的非洲国家的赔款吗？－－当然，印第安人已经被灭绝到没有复国的能力了，反而成了国宝，正如中国的大熊猫。德国的一系列赎罪行为，既有自身的反省，又有国际社会的压力，其中主要是美国的压力。可美国这位天然正义的代言人，可否给日本施加哪怕十分之一的压力，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各国备受战争蹂躏的人民赔款，甚至一个“说法”呢？
高压锅会爆炸，是因为下面加热，上面加压不断。正如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并不是暴力和极端主义的代名词。可是在伊斯兰的土地上确实上演着各种暴力和极端主义的战争。在巴以争议地带，可以说每天都在死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悲剧。以美国之强，单方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必然会引起当地人民的反弹。穆斯林在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在杀穆斯林。你如果支持一个已经上千年不在此地居住的民族回来建国，又怎能说服实际在此居住了上千年的人自动搬走，更何况这里还牵扯到各种宗教和民族的纠纷，矛盾和上千年来的互相杀戮呢！长期多年来，美国靠世界警察的威风名为斡旋，实为控制于中东，这种行为方式正是伊斯兰世界反感他的原因。众所周知的，美国之所以决不放弃中东地带，原因除了犹太人的私利外，更有经济的原因，即美国的经济命脉石油。海湾战争时期美国的报刊上有一幅讽刺漫画，问，为了美国人冬天能在办公室和起居室里穿衬衫，还要杀掉多少伊拉克人？答曰，全部杀光。
在这种气氛之下，宾＊拉登等极端主义者将以色列人和美国人视为其一号仇敌的行为，也就不那么不可理解了。据我所知，许多穆斯林朋友并不赞同和参与所谓的“圣战”，他们也认为恐怖主义为伊斯兰教蒙羞。但很多穆斯林朋友却的确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有所不满甚至愤慨。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极端主义者们正是利用了人们这种不满而要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正如希特勒利用了德国人的受压迫心理一样。
文明与野蛮之战
布什和德国总理施罗得的讲话中，都提到恐怖主义的袭击是针对文明，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是一场野蛮对文明的战争。不错，野蛮对付文明一向是有两下子的。活例子是阿富汗。拥有千年古佛的阿富汗也曾是个自成一体的农业国，正是成吉思汗的骑兵杀进这个山国，破坏了其历时千年建立起来的灌溉系统，使其一蹶不振。可是世界进步到公元２０００年了，“进步”到很多国家都拥有毁掉地球几百次的核能力。 认为几架自杀飞机可以战胜一个文明，这种论调不是被炸晕了头就是别有用心的宣传了。其实真正会使现代文明走回头路的，正是这种以国家，文明为幌子，“不依牌理出牌”的军事行动。正如恐怖主义并未掀起全世界穆斯林的反美高潮，反而自暴其丑。许多穆斯林都说，这是伊斯兰教义所不容的行为。可是美国的报复性军事行动却使得宾＊拉登终于有机会公开煽动全世界的穆斯林以美国和美国人为敌一样。当西方政客热衷于宣布自己为文明，伊斯兰世界为野蛮时（见意大利总理的讲话，此人到现在为止拒绝为其言论道歉，甚至得到欧盟的支持），不能不让人联想起５００年前，这群同样自诩为文明人的人们在美洲和非洲怎样对付他们眼中的野蛮人，和２００年前怎样对付比他们的文明更加悠久灿烂的古老的中华文明和埃及文明。
看看这几名自杀飞机上的“殉教者”，他们的背景其实非常西化。包括阿塔在内的几名汉堡科技大学的涉嫌学生里，甚至有一名有一半的德国血统。几名来自美国的嫌疑人也都背景良好，拥有无暇的个人档案。他们并非来自阿富汗山沟里，也不是毫无见识的山民，他们有充分的机会，条件，甚至已经深入西方社会，按说应该对所谓的文明，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词汇有充分的认识。可为什么竟是他们走上了不归路呢？根据德国的相关报道，不止一个人是在前往中亚的旅行后改变了人生和宗教观。除了极端分子的煽动之外，西方世界和东方现状之间的反差，究竟给了他们什么样的震动，已经成了谜。只一句“他们都是疯子”，似乎无法解释制造这种超出人类能够想象的杀戮行为之动力。因为一个人可以无由地疯狂，而如果一群人集体疯狂，必然有更深层的原因了。
在利益的驱使下，不知是否圣人也会发疯。新闻检查与自律，这个似乎只在专制独裁的社会里存在的词汇，在金元独裁王国另有一番漂亮的表演。现在西方媒体自己也承认，科索沃之战时的所谓万人坑是媒体制造出来的把戏。对米氏的审判到今天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将其定罪。今天的美国媒体记者被炒，通讯社被接管。有人说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给钱的，就是要宣传美国政府政策的，当然不能容许播放塔利班的讲话，可是什么才是美国最基本的政策，国策，宪政基础呢，不是言论自由吗？如果没有这一条，又和所有的独裁国家的“宣传”（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机器有什么区别呢？美国作家约翰＊麦克阿瑟在海湾战争时期曾撰书《谎言之战》，抨击美国的媒体为战争做宣传机器，９、１１之后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明言此次的情况更糟，“我们正处在一种过度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之中。著名的媒体公开声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将不批评政府和总统，严肃刊物们更擅自把不同的意见及对政府的批评都贴上了‘不道德’的标签。”“但恰恰是在这种（危机）的时候，我们才更需要清醒的分析，不同的声音，更广阔的讨论空间，以辩明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事实是，自从９、１１那天开始，美国媒体就一致将用词锁定在了“战争”一词的上面，没有任何讨论，回旋的余地。“战争”一词一时间成了主旋律，成了“与政府和总统保持一致”的标志。从未开战时起ＣＮＮ就２４小时连轴转的播放战争消息。著名的新闻人丹＊拉特甚至说，“乔治＊布什是总统，不论他何时呼唤我担负义务，我将时刻准备着”。这种说法作为普通人应该得到喝彩，但作为新闻人，担负“舆论监督”之使命的，即便不能让人将其等同于戈培尔和林彪对领袖的宣传，却至少已经有些不清醒了。
当然这种新闻控制和自律，更多的是经济杠杆在起作用。当所谓民意足够狂热时，广告商撤订单，观众打来电话大骂等等都是可以发生的事情。可是自由世界的报人们就这样没有职业操守，完全跟着金元的魔棒起舞吗？有朋友说，这算什么呢，在我们的国家里不够主旋律的早就不是丢饭碗了，弄不好要有牢狱之灾，甚至性命之虞。可你别忘了这是在美国，一个宣称任何情况下坚守自由主义理念的理想国。而之所以这种宣传比独裁国家的危害性更大原因在于，后者的宣传反正没有人去相信，看看今天谁会主动订阅人民日报就知道了。可在“自由世界”里，人们会以为这真的就是真理。
应该说，美国的可爱正是可爱在始终有这么一群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坚定的宪法卫士，不管出现任何情况，都不遗余力的坚守“道德底线”，也正是可爱压他们至今还能够被允许发言。如此，美式的自由和民主基础就是不可战胜的。反之，他们的空间越狭小，越显其弥足珍贵，却也越说明了美国在危急时刻的倒退。其实，美式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甚至暴力英雄主义我们是并不陌生的。这是个被好莱坞文化滋养的民族，君不见好莱坞影片中比比皆是的暴力战胜“敌人”，－不管是来自外星的，来自地球的还是来自动物界的，而只有这些单枪匹马拯救了人类的英雄，在他们的，起码是在这些影片所渲染的概念中，才是地球真正的救主，也只有暴力是实现其目的的唯一途径。吴宇森在９、１１之后沉痛地说，他今后要改变拍片的方向，少派暴力大都片，多拍些人性，温情的影片，这种反思正是针对好莱坞充斥和被宣扬的暴力文化。
遗憾的是，这种暴力文化并不仅仅存在于屏幕上。民族主义的狂热，爱国主义的激情，暴力主义的实施方式，一时间竟然拉近了文明与野蛮的距离。殊不知美国不坚守自己的宪法基础之时，正是恐怖主义“战胜”西方生活方式之日。阿塔地下有知，想必会“含笑九泉”吧。
是宗教之争吗？
小布什宣布“东征”，奥萨马挑起“圣战”，看上去来源于同一地点的两大宗教又要殊死较量了。可实际情况时，小布什不叫耶稣基督，宾拉登也不是穆罕默德。任何人，以神的名义杀戮人类时，其实都不过是想满足人自己的私利罢了。“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正是“只有残酷的战争”的写照。以美国今天的军事和技术实力，固然可以尽量减少战场上美军士兵的伤亡，做到电子游戏式的扔炸弹，但却不能避免暗处的敌人对美国平民的伤害。迷信武力解决问题的人们，正如中国古训“棒打出孝子”一样缘木求鱼。要想求得美国人，阿拉伯人和地球上所有人类的安全，唯有到地球上所有的国家，民族，宗教和平相处，相互尊敬的一天。以人性的贪欲，这一天的到来不过是乌托邦罢了。可至少，我们可以将现行最科学，最符合人性的美国国家宪法精神扩大到国际，对待国际上的罪犯，也用法律的手段解决争端，而不再是将“人权”作为满足其一己私利的一张王牌。
“世间有句话叫人的尊严
她已经被人追寻了千百遍
…… ……
心中有个症结叫人的尊严
她已经被人践踏了千百遍
…… …… “
－－罗大佑《动乱》
寄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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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板
说起来，“老板”一语乃古已有之，远不如经理、厂长、书记、董事长等等先锋现代，那它怎么突然会重现光辉，竟化腐朽为神奇了呢？
与可乐、肯德基等风吹满眼的舶来语不同，“老板”是我们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国粹，重现风光的出土文物。正如上海滩的洋泾浜一样，在它身上，除了洋气之外，还带着土气。它既非引进，也非创造，乃是中国的老百姓记忆坟墓中的语汇，与生活灵感相撞击，产生的火花，虽略感陈旧，然颇富诗意，在筛选的意义上，它也可以说是妙手偶得。查《辞海》：“老板，旧时称商店、工厂所有者；又佃农称地主，雇工称雇主，亦叫‘老板 ’。”中国新世纪的老板，虽然身着皮尔·卡丹、腰别摩托罗拉、携硕博小蜜、乘奔驰林肯、出入五星、漂洋过海，俨然十分 “现代”，然细看他们的臀部，却烙着深深的“８８８”的印文——它正是中世纪的胎记。好像他们神话般的致富，不是来自现实的得天独厚的种种条件，而是靠着冥冥之中什么神灵的保佑和赐予。于是，企业选址看山向、项目开工选吉日、明星出行卜吉凶等等，蔚为风气；修家谱、盖祠堂、经营阴宅、毁学修庙、拜把结义、收干认湿等等，重现风光；公主、太子、帝、皇、豪、霸满天飞，阴阳先生、麻衣术士、推背大师遍地走；黄世仁放贷重新审视，刘文彩豆腐乳香飘四海、下跪服务重放光彩…… 这些沉渣的泛滥翻滚，倒不像理论家所说，是来自经济落后的内地，事实恰恰相反，总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老板”们，开风气之先，领着时代的新潮流。这是形而上的，其形而下者，他们从致富方式到生活方式，都带有浓厚的原始积累时代的色彩。包身工、上厕卡、狼狗、保安、童工、不许成立工会、剥夺人身自由的“封闭管理”、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制、非法的卖身式合同、时见报端的搜身、罚跪、逃亡解救和集体烧死、等等，以及充塞市场、防不胜防、打不胜打的假冒伪劣的泛滥，都是其突出特征。在生活上，他们以自己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一掷千金、恣意宣泄肉欲，拉动和支撑着中国的三产经济。酒吧星店林立、红尘滚滚南下之中，他们的一个最大的创造，就是使“三陪”和 “二奶”遍地，让早已绝迹了的“妻妾成群”重现风光。新世纪的“老板”们的生活方式，常令人想起四百年前《金瓶梅》中西门庆千户的风采——家学渊源，诚不虚也。
正如洋泾浜一样，中国的老板，除了“土气”之外，也还带着浓厚的“洋气”。近些年，一股崇洋媚外之风，狂飙突起，愈刮愈烈，近代以来莫此为甚。对此现象，每有论者言及，然率多隔靴搔痒，未着肯綮。其实这股迷洋之风，正来自中国老板阶层的买办性，是随着他们的走上历史舞台而席卷神州古陆的。比起西方跨国公司的大亨，中国的老板毕竟太嫩，他们自认是小字辈，是小开。他们有一种极强的认同意识和膜拜意识。硬件和软件都依赖进口，至少也要在国内组装。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个人主义、产权理论、休克疗法、斯密、哈耶克、柏克、张五常、亨廷顿、夏志清……直到奔驰、林肯、皮尔 ·卡丹、人头马和ＸＯ，它们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个洋字。以洋为师、倚洋致富、挟洋自重，招商引资和走私套汇，瞬间都能造就赖昌星、周北方式的千万亿万富翁，并随之繁衍出一个个群体。虽然撞上枪口的是少数，但他们就像旧日的军阀政客留有退路一样，即使在春风得意之际，往往也给自己多准备几张护照绿卡，将巨资存往瑞士，在澳美购置资产，以备形势有变。正是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培育和造就着殖民和后殖民的文化氛围。托福、绿卡、张爱玲、周作人、肯德基、可口可乐、希尔顿饭店、福摩萨酒家、杜鲁门洗脚屋、芝加哥娱乐城、东方华尔街、中国夜巴黎——只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它们才能找到自己的最佳感觉。
“名”“实”的乖异，还表现为“老板”的泛化。不光私企业主称老板，而且国企的老总以及权势的公仆，诸如书记、市长、局长之类，也都“老板”。称之者即非捧场亦无恶意，被称者闻之即不飘然亦可泰然。是词不达意、张冠李戴、老板的扩大化？还是一些公仆的老板化？“丑陋的中国人”用世俗的、中国化的投票公决和民意测验的方式，说了“是”和“不”。中国新崛起的老板阶层中，以钱来得最易最快、实力最大最强而论，还是成克杰、周北方、马向东这一类老板。他们是强势中的强势、老板中的老板。牟其中、顾鑫生们跟他们还是不能分庭抗礼的， “空手道”与无所不能的权势怎么能相提并论。市场经济把整个中国投进了资本的融金炉，这些炼金术士们翻云覆雨，上下其手，于是，滚滚财富滚就以梦幻般的速度，流进了它们的腰包。仅仅是几年以前，人们还坚信中国不会出现百万富翁，然而曾几何时，亿万富翁已经司空见惯，人们见惯不惊了。这一类老板，连许多意见尖锐对立的人都称之曰“官僚资本”，似乎不无道理。一个副市长落马后已经说不清自己的千万“收入”从何而来，一个副县长为了买得正“老板”居然不吝花费３００万重金，澳门公款豪赌可以一掷千万，海外亿万国有资产注册个人名下居然不动声色……“工人吃不饱，厂长坐兰鸟。甭看厂没钱，经理买丰田。亏了一千万，书记买皇冠。”“搞垮两个厂，才能当局长”“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待到企业资不抵债了，产权改革重组了，他们摇身一变，买下来，就变成名副其实的“老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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